热点 | 美国为何铁心“杀死”华为？

根据地歌网整理的公开资料，可见华为的大部分产品线所需进口的零部件均存在国产替代产品，但很多国产器件的性能暂时无法达到华为现有的“一流”供应商，少部分产品只能在低端市场或者部分环节实现替代。

华为供应链国产替代情况

面对这样的产业现状，SEMI全球副总裁、中国区总裁居龙认为，国际合作是必需的，“因为我们在这些技术领域差距太大，假如说全部要自己做，短期之内是不行的。而且产业是不能停顿的，比如说你要再等二三十年，这二三十年人家也在进步。所以我们要做比较先进的产品，还是要跟国际合作，但我们可以尽量减少对国外的依赖性。”

所以，尽管华为祭出了“备胎”计划，但是我们并不能低估美国供应商对华为的重要贡献，和其所把控的关键元器件断供所带来的影响。更何况，受实体清单影响的不仅华为中国总部，还包括了所有和华为相关的70家隶属公司。

相比元器件，更危险的是顶层知识产权的切断。

ARM的“断供”便是一次上游产业链切断的重大危机。如果说，谷歌的安卓系统断供，华为尚且可以拿出一套新的操作系统。那么，ARM断供如果持续，对于华为来说，将要面对的就是断崖式的下跌。

在PC时代，英特尔提出了PC芯片的X86架构，从此几乎垄断电脑芯片市场。同一时期，英国芯片制造商ARM也提出了一种体积更小、能耗更小的芯片架构。然而，在PC时代，性能不足的ARM架构并无用武之地。

随着移联网时代的到来，ARM架构成了手机芯片的首选。如今，全球99%的智能手机都在使用 ARM 架构芯片。无论是苹果A系列、高通骁龙、三星Exynos还是海思麒麟，其芯片设计都是在ARM指令集的基础之上进行的，它决定了处理器如何处理命令。此外，ARM架构车载智能硬件和可穿戴设备上的市场份额也分别超过了95%和90%。

“ARM是华为智能手机芯片设计的基础，所以这对华为来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。”在ARM宣布暂停与华为的业务之后，市场研究机构 CCS Insight 分析师 Geoff Blaber 如此评价道。

之所以说“不可逾越”，是因为此前外界对于华为所有芯片Plan B计划的猜测，其实都是建立在ARM不会对华为断供的前提之上。比如，考虑到英特尔可能会跟进对华为“断供”服务器芯片，有评论称华为有自研服务器芯片可供替代。然而，这个自研服务器芯片，采用的正是ARM架构。

但眼下并没有到弹尽粮绝的地步。

华为已于今年1月，购买了ARM 指令集 ARM V8 的永久授权，但只限于该型号的架构。华为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和生产现有的智能手机芯片，比如麒麟 980，也有消息人士称华为即将推出的麒麟 985 也不会受到影响。

同时，也有分析称，华为或许有能力对ARM架构进行扩展，定义指令集后自研执行单元和流水线路径。

ARM的影响力不容低估，但ARM也绝不是神。

崛起于X86和mips之后的ARM是在抓住移联网的机会后逐渐占领了市场。正是英特尔的高傲和市场的空白给了ARM机会，才有了如今成为芯片设计大底层的ARM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“排他”的ARM也正在给后来者机会。

技术与市场相辅相成：技术需要有用武之地，而市场需要技术壁垒的保护。ARM正在腾出市场空间，那么中国企业的技术是否能跟上?

风物长宜放眼量。

我们要看到，中国科技产业真正的痛点正是任正非所说的基础学科，它所代表的往往是最上游、最尖端的研发能力。无论是产业技术还是知识产权，中国企业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除此之外，ARM的断供对华为来说，还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信号——它代表着非美国本土的企业也有可能因为“包含美国原产技术”而对华为断供。

5月23日，《日本产经新闻》和路透社报道称日本松下将停止与华为进行交易，不过松下随后辟谣称将继续与华为合作。然而，空穴来风，其必有因，权威媒体的报道被推翻的背后，暗藏着瞬息万变的博弈格局。

再比如，台积电作为美国各大Fabless半导体公司的代工商，必然也会涉及“美国原产技术”，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之下，其可能出现的摇摆也是一颗颇具威胁的地雷。

最令人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——在两个大国“掰手腕”的角力之下，华为最大的危机并不来自于美国政府的定点打击，而是来自于美国“朋友圈”的集体围剿。

毫无疑问，禁令若持续进行下去，将会是华为的劫难。

他山之石

渡尽劫波兄弟在，渡劫，虽难，但并不一定渡不了。

有一个家族企业，曾在日美企业的技术封锁下成功突围，打下一片江山——那就是韩国三星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电子产业在美国兴起。

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，美国开始对日本进行大规模技术转移。在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，日本的电视机、冰箱、洗衣机、吸尘器、收音机等产品技术已发展成熟，并大量对外出口。到1971年，日本电子工业产值已达94.5亿美元，位居世界第二。

随后，日本在半导体领域也逐渐取得突破，到1985年时，日本DRAM芯片已经占据全球市场约8成的份额。

而此时的韩国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产业技术，都和日本差了无数个小目标。

直到60年代末，在韩国国家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，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看到了电子产业的机会。1969年1月，日后叱咤风云的三星电子正式揭牌成立。

李秉喆想得很清楚：“考虑到技术、劳动力、产业附加值、国内需求和出口前景等方面，电子产品是韩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阶段最为适合的行业。”

（编辑：晋中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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